奧斯卡

　　1878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寫道：“今天的軍艦不僅是現代大工業的產物，同時也是現代大工業的縮影，是一個浮在水上的工廠……不僅是它的建造，而且連它的操作都成為了現代大工業的一個部門。”
　　對19世紀後半葉的中日兩國來說，既然海防已經成為國家安危所系，建造蒸汽—鋼鐵艦艇的工業基礎又尚不具備，則兩手並舉幾乎成為必然：一方面，要自歐美引進建造現代化艦船所需的設備、工藝乃至實物等“硬件”，加以研習消化；另一方面，還要從頭開始培養相應的工程、操縱以及指揮人才，建立海軍的“軟件”基礎。而在草創階段，無論硬件還是軟件都離不開西方專家的協力與指導，故聘任洋員很早就成為中日不約而同的決定。
　　到甲午前夕，兩國海軍聘用洋員的歷史都已接近1/4個世紀，然而成效的差異在隨後的戰爭中暴露無遺。日本從一開始就抱定高薪納賢的思路，在規則制訂和人員培訓方面，註重正規化、體系化；稍後的甲午戰爭中，日本海軍一線官兵和技術人員被證明除去經驗稍欠外，整體水準已與歐洲國家接近。而清朝海軍延聘的洋員極為駁雜，既有日意格之類任事勤懇但專業能力欠奉者，亦有式百齡之類濫竽充數之徒，全無考核標準，完全依主事者的好惡決定其去留。
　　體系優先
　　日本自歐洲外聘海軍人才，始於幕府末年的軍制改革。1855年德川幕府在長崎開設“海軍傳習所”時，即聘用荷蘭教官21人講授航海、造船、算術、機械等課程。1864年萊昂•羅歇出任法國駐日公使後，說服幕府當局向法國採購軍火和機器，聘用法國顧問團。第二年，羅歇的遠親萊昂瑟•韋爾尼自中國來投，在橫須賀主持日本第一家現代化造船廠的建設。
　　韋爾尼時年不過28歲，但理論與實踐經驗皆屬豐富。幕府支付給他每年1萬銀元的高薪，由他負責在四年內為日本興建1座制鐵廠、2座修船車間和3座造船車間。韋爾尼隨後在法國招募了45名有經驗的造船和機械工程師，配合日方提供的工人，開始了大張旗鼓的建設工程。為表彰韋爾尼的發軔之功，明治天皇曾親自接見他，贈以禮物。2001年日本還將橫須賀港的臨海公園命名為“韋爾尼公園”，以資紀念。
　　明治維新之後，“殖產興業”成為國策，雇佣外籍顧問全面指導日本的經濟、教育、建築、科研和軍事成為普遍現象，幕末議定的自法國延聘軍事顧問團的政策也得到延續。自1867-1889年，先後有三批法國顧問集中抵日，儘管大部分為陸軍教官和軍工技師，但在1886年抵日的第三批顧問團中，包含了一位重量級人物—佈雷斯特海軍造船廠設計部主任白勞易。
　　聘用法國工程師只是日本締造現代海軍的重點之一。1873年，阿奇博爾德•道格拉斯少校率34名英國教官抵日，開始對日本海軍的學校教育和人才培養體制進行全面規劃。道格拉斯除去親自為海軍兵學寮的學生授課(聽眾中有未來的海軍大將日高壯之丞和山本權兵衛)外，還草擬了一部詳盡的學校章程，對基礎課、專業理論課以及艦上實踐的比重和分佈做了規定，並建議增設輪機學校。他的另一項功績是開創了日本海軍的遠航傳統，規定航海科學生在畢業前必須乘艦出海實習半年，增加航行經驗、磨煉意志。1876年海軍兵學寮改名為海軍兵學校，到1945年為止共培養出12433名畢業生，無一不按照道格拉斯的設計完成遠航。
　　整個明治時代，日本海軍先後聘用洋員98人，除白勞易、道格拉斯等知名人士外，還包括任教於工部大學校的艦用輪機專家韋斯特以及海軍大學教官英格爾斯上校。1890年最後一名英國教官離開海軍兵學校後，仍有不少外籍專家選擇在日本定居，繼續為日本當局貢獻智慧。註重體系的建設模式、對症下藥的求賢原則、用人不疑的聘任方式，使日本海軍從雇佣洋員中獲得了超出預計的收穫。
　　百鬼夜行
　　清政府嘗試聘用歐美海軍顧問，始於1863年的“阿思本艦隊事件”。阿思本艦隊被退貨後，海軍發展的主導權由地方轉移到中央，聘任洋員的決定權遂操諸左宗棠、李鴻章等督撫之手。由於李鴻章始終抵制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提出的統一經費收支、統一艦艇採購的方案，以防集團利益受損(也有防止權柄旁落外國人之手的考慮)，中國從未像日本一樣建立起集中和成體系的洋員聘用制度，而是呈現“百鬼夜行”的駁雜面貌。
　　官僚的個人喜好是清朝大員聘用洋員最大標準，專業技能相比之下只能靠邊站，遂使其水平往往良莠不齊。如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時引以為臂膀的法國人日意格、德克倍，前者原為浙海關稅務司，後者則為法國海軍少尉，對艦船設計、工程規劃和項目管理遠不及日方科班出身的韋爾尼來得內行。而日意格、德克倍兩人獲得左宗棠重用的唯一原因，僅僅是他們在太平天國戰爭期間曾作為“常勝軍”指揮官與楚軍並肩作戰，因此為左氏所信賴。從以後日意格協辦船政的經歷看，他雖有一定責任心，但對左宗棠提出的“兵商兩用”等不科學主張毫無反駁的跡象(也可能是有意噤聲)，只顧按時支薪，與雇佣兵無異。
　　至於1884年李鴻章聘用的所謂“德國海軍總兵”式百齡，更因其水準低劣，來華不足兩年就遭解聘。究其原則，無非是李鴻章對海軍知識本無瞭解，又誤信另一位人云亦云的官僚、駐德公使李鳳苞，隨意拍板之故。至1895年北洋艦隊戰敗前夕，軍中洋員既有漢納根(此人還是水師總教習)這樣不通海軍事務的前陸軍軍人，又有安納波利斯海校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畢業生馬吉芬，甚至還有以酗酒著稱的拖船船長馬格祿，與冒險家求取功名的賭場已無多大區別。
　　另外，洋員能否獲得清朝海軍的長期聘用與其專業能力同樣無關，能否“適應”烏煙瘴氣的官場環境才是關鍵。這方面的典型例證就是“琅威理事件”。1882年李鴻章聘用英國海軍中校琅威理為北洋水師副提督銜總督查，令其襄助對海軍所知甚少的提督丁汝昌負責北洋艦隊的日常訓練。琅威理嚴格按照英國海軍標準對官兵實施管理，令行禁止、一絲不苟，治軍頗有成效。丁汝昌曾贊賞曰：“洋員之在水師最得實益者，琅總查為第一……人品亦以琅為最。平日認真訓練，訂定章程，與英國一例，曾無瑕晷。”
　　然而琅威理在1886年第二次抵華(其間因中法戰爭英國宣佈中立而迴避)後，與逐步升至各大艦管帶的閩籍軍官的矛盾日益激化，後者對琅氏嚴苛的治軍路線心懷不滿，暗中圖謀“倒琅”。1890年艦隊停泊香港期間，“定遠”艦管帶劉步蟾藉口丁汝昌離港出巡，不承認琅威理的副提督銜，改掛自己的總兵旗，遂使矛盾公開化。李鴻章明知其中有貓膩，但對尾大不掉的閩人集團仍無意約束，竟挺劉抑琅，致使琅威理憤而辭職。此後英國政府公開表態不願再助中國建設海軍，北洋艦隊則在閩人管帶盤踞之下，軍紀廢弛、暮氣沉沉，為甲午悲劇埋下了伏筆。
　　清政府及其官員在聘用洋員時毫無重點，對“師夷長技”然後取而代之不甚關心，幾乎視洋員為雇佣兵。日本在集中外聘顧問、有計劃地培養造船和指揮人才之後三十年，已經能以本土人才對其加以替換；學員在向洋員習得專業技能的同時，亦借助種種機會鍛煉獨當一面的能力，最終順利接班。而中國聘用的洋員零散分佈於造船、駕駛教習、學校教育、武器維護各部門，彼此缺乏協調，亦無明確的規劃。學員既無耐性、復無目標，完全依賴洋員掌控相關技術部門。這導致甲午戰爭爆發時，北洋各艦猶有數量眾多的外籍幫帶、管輪與槍炮教習存在，足見海軍成軍雖已有年，仍須依賴洋員“保姆”方能作戰，實則荒唐。